以文学抵达坚硬的现实

▘杨庆祥

富兰克林曾不无戏谑地，在私人信件里指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这其中固然有调侃之处，但也指出了税收的特殊地位。

税收作为国家制度中最精密的齿轮之一，其复杂的运行机制和运作轨迹，共同建构了普通民众与税收机构和税收行业之间的距离感。税收，就像动力燃料，转化为能量驱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税收文学》的创建，正是希望通过文学的方式，消弭这种距离感，让税收制度成为一种感性的、审美的对象，从而获得其可感可亲可敬的塑形。

以税务机关日常工作为底本的税收文学往往被指称为行业写作，因而常被置于文学版图的边缘地带，甚至被简单地等同于宣传。这种惯性的判断和认知，或许会遮蔽其可能蕴含的文学价值与时代症候。实际上，税收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得税务机构能广泛地接触日常生活的肌理，以及肌理之下的人性层面，其文学书写也必然会成为观察现代中国制度与人情、宏大与日常之间复杂关系的棱镜。这种写作的危险之处是成为简单的政策图解，但这种危险本身的两面性也让税收文学拥有成为带有及物性的现实主义写作的潜力。

在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版图中，税收文学这种植根于具体行业的写作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接续了以刘醒龙等作家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行业书写的传统。行业写作天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政策性，它在作为一种壁垒的同时，也可以将自身的经历展开为一种具体的写作资源，成功的写作能将这种内行的精确性转化为文学的特殊质感。刘醒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创作，在处理行业小说时就选择将笔触沉潜到具体的社会与制度内部，书写宏大结构下具体的人的命运与挣扎。长篇小说《春风引》可以视作对这一传统的延续和深化，小说在直面税收改革政策的同时，回避了宏大的架构，而是以一种沉重的现实开篇。在真实的困境中，小说的及物性得以展开。在内行的视角下，政策的条文、执行的难度、财政的压力等，都被转化为推动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的内在动力。当税务部门直面艰难维生的企业与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时，政策与改革便不再是宣传，而是与人物命运休戚相关的现实。艾敬民、阮海阳、文妍等小说中的个体，因此获得了主体性，不再是依附政策的扁平人物，而成了在制度框架内活动的普通人。阮海阳的舍身救人、书中人物的情感纠葛与职业坚守，这些情节的设置正是现实主义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即将道德的抉择与波澜的情感，放置在具体的社会条件和职业情境中加以考验。因此，《春风引》所遵循的依旧是卢卡契所拥护的现实主义，它让“现实在现象之中显现并被体验”，并且证明了行业文学的确有在坚硬的现实事物上抵达文学本质的能力。

追本溯源，税收文学作为一种明白晓畅的现实主义书写，还有一个更遥远的源头，即中唐白居易所倡导的“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观，正是这一文学观确立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为文学的社会功用性提供了古典的合法性框架。从这个维度审视，长篇小说《春暖大地》的叙事正是以布莱希特所指出的“社会性视角”对世界进行观察。小说并未将乡村振兴悬置于一种抽象背景之下，而是通过驻村第一书记的在地实践，将之转化为一个需要被体验的具体过程。陈金宝作为国家意志与乡村在地经验的连接点，其行动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关于政策落地的微观史。小说叙事围绕他如何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调和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以及探索新的经济发展路径而展开。在此过程中，一系列具体的财税政策不再是技术性的条文，而是被整合进乡村治理的复杂生态，其中折射的历史意义足够蕴藉丰富。其作者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一线的税务干部，自身的身份赋予了这部小说一种无可替代的，务实、务尽的底色，这正是元白诗派创作观指向的美学路径。小说没有使用过多的现代小说技巧，而是以白描的笔法和全知全能的视角，呈现驻村工作的全貌。从前期的调研诊断，到中期的矛盾斡旋，再到后期的产业建设，作者为每一个环节所展现出的困难与进展，都给予了充分的铺陈。这种详尽的策略，看似缺乏文学性的留白与蕴藉，却恰恰是此类题材所必需的，因为它本身就肩负着向读者完整地呈现一个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税收文学最优秀的创作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两大特征：第一，对行业经验进行深度内化与美学转化的能力；第二，在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现实主义装置中，对时代进行历史性的写照。这首先是拒绝将行业经验作为一种外在的、猎奇式的背景板，而是将其内化为作者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意味着作者必须超越对税收工作流程的简单复刻，认可其在情节的设置上“可信的不可能性比不可信的可能性更为可取”，好让叙事逻辑取代现实逻辑。小说《子曰》处理了企业以资产拆分为伪装的逃税事件，作者的专业经验并未停留在简单呈现和法规复现，而是赋予了税务稽查这一高度专业的行为以悬疑张力，让逻辑推理与人心骤变共同构成小说的戏剧性内核。同样，剧本《谜案》聚焦于骗税链条这一极度专业的领域，作品却以帮扶村民张龙为切入点，将复杂的经济犯罪调查，与朴素的民间正义感相互结合。《爷爷的秘密》将税收历史作为主题，采用了带有家族传奇与解密色彩的叙事框架，让故事而不是知识展开。在这些作品中，核心的行业经验已不再是叙事的附加物，而是成了故事的骨架与血肉，从而实现了从“行业写作”到“文学创作”的关键一跃。这种对专业与现实的深度介入，也与为时而著的文学观念紧密相连。《晚晴》精准地捕捉了老龄化社会与数字化转型两大时代议题的交汇点，反映了技术变革中人的处境，以及社会如何以温情的方式弥合技术带来的隔阂，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时代辨识度的故事。《春光里》等作品折射行业的变迁和国家的探索与阵痛，验证了税收文学是一种足以观察国家意志、市场逻辑与个体生存三者之间互动、博弈与融合关系的文本，并有能力在权力、制度和人情的互动中探问人性。

一些作品除了能以其强大的现实主义品格确立自身的位置，还能开启向内的探索，触碰文学性本身以及更为恒久的哲学命题。《岁月如梭》将“老树发新芽”作为核心意象，尝试了一种超越写实层面的象征性建构，让作品从人做了什么，转向了人的生命状态是什么。科幻小说《未来税务局·宕机》已经完全逸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轨道，以科幻的形态指向极为严肃的哲学问题：在技术日益规训一切的时代，人的主体性何在？自由意志将面临怎样的挑战？这种书写将税收这一最为入世的题材，与关于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连接在一起。小说《哲学课》则试图为现代职业伦理寻找古典的哲学根基。这些作品共同证明了税收文学完全有能力处理复杂的、形而上的议题，也有能力探寻存在的深度。

如果说小说是虚构的介入，那么散文则是纪实的内化。它放弃了强情节，转而寻求个人情感与职业体验的融合。《丝路悠长》《故乡怀人》这类作品，其题旨显然是想为冰冷的经济活动，赋予诗意和温度。其可贵之处，在于试图将非自我的概念自我化，将坚硬的现实转换到可感、可知的具体经验之上。以诗歌这种体裁处理税收题材无疑是最困难的，诗歌的本质是反常规、反陈述的，而税收的话语体系却具有高度常规化和陈述性。《序章》《税务蓝札记》等诗歌作品，试图运用一种语言的炼金术，从报表、园区、窗口、大厅这些非诗的意象中提炼出诗性的瞬间。这考验着诗人能否寻找到一种灵性的时刻，在日复一日的程序性工作中，捕捉到某种惊异感。非虚构、剧本与历史博览，则参与了多维度的现实建构。这一部分文体，共同承担了为税收这一概念赋予历史感、现场感和公共性的功能。《南海女儿符海栗》的文体优势在于非虚构带来的真实力量，它通过对具体人物群体的书写，将抽象的政策落地化为具体的行动与奋斗，完成了一种前现实主义的英雄叙事。剧本《谜案》标志着税收文学走向了更广阔的戏剧空间。戏剧的核心是冲突，其文本价值在于它能否将法理、政策的冲突，有效地转化为舞台上可感的人物冲突。《琴弦上的烽火记忆》《徽州有条“税务上顶”大街》则展现了寻根意识，它们通过对历史碎片的打捞，试图为当下的制度实践，寻找到历史的合法性与文化的根源。这种历史态度对于任何一种行业文化的构建都是重要的，它意味着当下的存在并非无源之水。

当然，税收文学作为一种高度功能化和内部人视角主导的写作，也面临着一系列内在的困境。一个关键的追问在于，这种书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继承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与深刻性，又在多大程度上会因其固有的立场而产生新的认知局限？将笔锋对准税务机关，虽是赋予制度以人性的重要路径，却也需警惕滑入一种简单的温情主义。当过于强调和谐与理解时，制度本身可能存在的复杂性、尖锐性乃至其非人格化的冰冷一面就容易被消解。同时，税收文学在艺术上依旧尚未完全成熟，甚至时常暴露出宣传与创作之间的摇摆。但这种努力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值得记录的文化现象。它表明在一个日益被强大系统所塑造的时代，文学依然在执着地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言说人的故事。

总体来说，税收文学写作还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值得开拓，也是当代文学写作值得期待的行业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税收文学》的创办和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正是通过这个平台，大量优秀的税收文学作品得以走向更多的读者，并让税收和税务人的故事走进千家万户，让税收与文明进步浑厚渊源更得认知。期待《税收文学》越办越好，期待中国的税收文学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杨庆祥，批评家、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